據統計，由美國一所有名工業企業經營的研究實驗室——貝爾實驗室從成立至今，已經出了11個諾貝爾獲得者。相比之下，中國*具權威性的國家科研機構，也就是中國科學院至今的諾貝爾獎得主數為零。照此比例計算，1個貝爾實驗室是不是至少等于11個中國

科學院呢？

　　事實上，中國科學院也并非天生與諾貝爾絕緣。前不久就有網友發起倡議，說是要推選袁隆平為******獲得者。而剛剛逝世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主要發明人鄒承魯也被媒體曝料曾兩度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關注“新四大發明評選”就會發現，雜交水稻及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已經獲得了眾多網友的認可，而且很具進軍四強的實力。可以說，雜交水稻和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是建國來中國科技的*高典范和代表。基于兩者的影響力，且將袁隆平、鄒承魯院士各列為半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如果將二者合一，還是可以得出1個貝爾實驗室等于11個中國科學院的結論。

　　也許有人會提出質疑，認為貝爾實驗室是投入多，自然產出也就多。那么好，我們來算一筆帳：

　　規模：貝爾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是2萬人，中國科學院的研究人員為2.9萬人；

　　經費：貝爾實驗室每年的經費為22億美元（資金直接來自企業），而中國科學院每年也有超過14億美元的經費（資金直接來自政府撥款）；

　　成果：貝爾實驗室自成立以來，共獲得**2.8萬項（年均359項），而中國科學院在近57年的發展歷程中，只獲得了1萬項左右的**（年均不足200項）；

　　***影響力：在貝爾實驗室眾多**成果中，具有***影響力重大科研成果超過了50項。包括的一臺有聲電影機、晶體管的研制成功、3K宇宙背景輻射的發現等等，中國科學院的重大科技成果雖然也超過了50項，但其中除了人工合成牛胰島素（中國后來也在這一領域失去了優勢）和雜交水稻的名頭還叫得響外，其他都不具備***的影響力；

　　成果轉化：據有關專家預計，每個商業技術研究項目都能為貝爾實驗室帶來六倍于研發支出的收入，也就是說，如果貝爾實驗室每年花在每項**上的投入是600萬美元的話，那它一年就可創造120億美元的收入。而據2004年度中國科學院的數據統計報告顯示，中科院一年的科研創收僅4億美元；

　　在規模相當的情況下，貝爾實驗室與中國科學院之間存在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那么，究竟是是什么造成了這兩者之間的差距呢？說白了，是科研體系的不同。

　　以美國貝爾實驗室為代表的“民辦科技”體系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由于市場利益的極大驅動，它始終致力于將科技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所以，在貝爾實驗室里，才誕生了世界上**臺有聲電影機、**個晶體管以及成功論證了宇宙“大爆炸”理論等重大發明。而以中國科學院為代表的“官辦科技”體系建立于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它作出了諸多調整，但它仍然保持著計劃經濟時代的慣性，在科研效率和科研成果的轉化效率方面都存在相當的弊端。有名的“漢芯造假”事件、“水變油”事件以及屢屢被曝光的科技丑聞皆表明：“官辦科技”不利于科研事業的健康發展。

　　所以說，中國科技要想真正實現量的增長和質的飛躍，必須先從體系下手。至于“民辦科技”體系是不是中國科技發展的*終道路，還有待進一步論證。在此將兩種體系進行對比，也謹希望這個冒昧的想法能收到拋磚引玉之效罷了。